2007年,我到浙大读博。浙大最吸引我的就是“求是”,那时我认为,“是”就是真理,求是就是追求真理。“求”追求、探究;“是”,真也。1935年8月,浙江大学创校校长竺可桢先生发表题为《利害与是非》的讲演,他指出,中国近30年来提倡“科学救国”,但只看重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却没有培养适合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他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而这个是非的“是”,我理解,就是求是的“是”,是真理,是真相。

    在那段时间,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求学,要读书做学问。我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普度众生”。如果我心目中有追求真理的学者偶像,那么首先就是玄奘。玄奘西行求法,不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对生命的敬畏与思考,思考的是人类的出路。因为真理在天竺,所以他一路西去。当年的我也是一样,真理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执着、坚韧、精诚、金刚。总认为有一个真相在等待我的发现,充满斗志。

   但偏偏在浙大西溪的课堂上,我又读到了福柯。最早阅读福柯是在96年,在盛宴书园买回家反复阅读的《疯癫与文明》。那时候真心没有读懂。其实不懂,真的是幸福的。一旦理解了福柯的微权力,权力是网状结构的。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来自知识。没有真相,只有权力。《知识考古学》里的话语体系与话语分析,《规训与惩罚》中的学科陷阱,一年年法兰西学院课堂讲稿的震撼。无不摧毁着我的西行之路。

   在外人无法知晓的痛苦挣扎中,我突然理解了今是昨非的根源。求是,我只读懂了“是”,没有理解“求”。因为没有真理和真相,所以,我们才要上下求索。我也猛然理解了,到了西天读到佛法的玄奘,他的痛苦,否则就不会有大雁塔,和我们读到的“心经”。去年的某一天,我看电视才知道许巍写《蓝莲花》是因为在故乡大雁塔下,理解了玄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

   而求,就是一种过程,不是目的。求的态度,求的方法,求的意义,似乎就是学问本身。理解了这一点,对于各种课题申报表中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也不再觉得面目可憎。因为内心知道没有简单的真理和真相,一切“真”都掩藏在人人可见的表现之中。每一种话语表达,背后都有权力。譬如:在签售现场,是“送”了一把刀,还是“扔”了一把刀,还是“砍”了一刀,是在头顶“拍”了一下,还是猛击了太阳穴。那些文字背后的是都是权力,都是知识,都是话语,都是立场。唯独没有直接的真相。

   真相在求索之中,在兼听之中,在去权力的遮蔽之中,寻找真相的过程,本身也是权力建构话语的过程。权力来自知识。即使有那么多当事人,即使有视频有照片,甚至有笔录有鉴定,但谁愿意相信什么,依然只有主观判断。

   在读懂福柯的那段时间,我明白了另一件事情,普度众生,不是人可以奢望的,那是神的理想。众生有众生的不同理想,我自己就是众生一粟,何况是尘中的尘。我可以带着一丝慈悲的视角和笑容,继续走在路上,因为道路,是一脚一步走出来的。

 

写于2013年1月14日凌晨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