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飚 （Sense Wilson, CEO）

每年315全中国的消费者们都会关注中央电视台的《315消费者维权晚会》，商界会胆战心惊，不知道平板电视、惠普电脑、藏密减肥茶之后，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也有公关业界高人猜测315晚会曝光的，首选那些不主动向央视支付广告费用，或者雇用央视对头为代言人的。我感觉这些猜测有小人之嫌，怏怏大台必然把消费者权益摆在首位，这台晚会是央视提高公信力的重要砝码，其社会影响力个人感觉超过满意度81.92%的除夕夜春节联欢晚会。的确，在315那天消费者是主人是上帝，可是，过了那天呢？所以有一句很受欢迎的口号叫“天天都是315”。对消费者的维权，目前除了行政处罚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但是，当消费者向大众传媒投诉一个商家时，传媒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广告主的利益，所以我们很难在地方报刊上看到那些大广告主的所谓负面新闻。甚至有不良媒体把消费者的投诉当作威胁商家支付广告费用的有效手段。

那么，如何使天天都是315成为可能呢？美国的《消费者报告》月刊也许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经验。《消费者报告》由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主办出版，自1936年问世以来，这份杂志从未登过广告，也不看任何企业的脸色行事，只把对消费品的评估报告的信誉放在第一位，全部收入来自读者订阅。《消费者报告》杂志拥有390万订户，网站拥有330万付费用户，还包括有线电视节目等，想获得其所有信息都必须付费，其网站付费订阅人数几乎达到华尔街日报网站付费人数的三倍。杂志的主要内容就是测评各类产品并打分，给消费者购买建议或者预警报告。

《消费者报告》测评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汽车、健身器材、手机到个人理财、健康营养、保险服务，超过三千多种门类，虽然某些公司的产品一旦被《消费者报告》批评，就会控告该杂志犯有诽谤罪，但是75年来《消费者报告》从未输过或私下了结过任何一桩官司。《消费者报告》的底气来自公开而公正的测试。20年前，杂志对市面上方兴未艾的跑步机进行测试，他们专门设计制造了一个测试机器人，取名为“走路的约翰尼”，形似金属大滚筒，在跑步机的传送带上旋转，模仿一个77公斤的人在上面跑步时对传送带的冲击。一些号称可以连续使用七十多个甚至上百小时的跑步机，在约翰尼仅仅连续几个小时、坚持不懈的“跑步”之后，就起火了。测试的结果被详细地发表在《消费者报告》上，杂志给跑步机的制造商打出了罕见的低分，促使该行业自我整顿。去年，苹果IPHONE4手机的天线门就是《消费者报告》最先测试的，使强硬如乔布斯也不得不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具体说明，并赠送手机套。而丰田公司的汽车安全隐患，也是该杂志的测评低分，才引起公众和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最后导致了全球召回。

因此，独立于商家的权威第三方，是公开、公正提供消费者服务，接受消费者投诉，监督商家诚信服务的有效手段，也许只有这样，一年一台晚会的舆论监督，才会让位于真正的“天天都是315”，形成三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薛兆丰
2011年2月14日

原文地址：http://xuezhaofeng.com/blog/?p=1473

近日，“儿童行乞”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是个特别的问题，情感上令人心痛、推理上颇具困难，既不容易取得社会的共识，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案。让我讨论其中须冷静权衡的要素，望收抛砖引玉之效。

乞童有多种来源，其中最戏剧化的，是人贩拐骗儿童，然后将其致残，再推出大街，靠其行乞来牟利。这在逻辑上有可能，而只要发生“拐骗、虐待、致残”这三种行为，那就是严重犯罪。对此，人们有共识，那就是父母和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有责任倾力防范、阻止和惩治。

人们争论不休的，是“应否全面禁止儿童行乞”的问题。我的同事黄益平教授，在网上指出了全面禁止成人携带儿童行乞的理由和一个实施前提：“理由主要 是两条：一是这事关孩子的基本权利；二是识别成本，亲生父母可以，那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养父养母呢？一刀切的政策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往往比很多很复杂的 设计透明、有效。当然这个政策需要一个重要前提。”益平教授所说的“重要前提”，就是现实中乞童是否有比行乞更好的去处，而“这个前提条件不解决，其他措 施没有什么意义”。

我同意益平教授对“识别成本”的判断。事实上，因为儿童不具备自决能力，所以不存在“儿童自愿行乞”之说。我们没有必要去甄别哪些乞童是自愿的，哪 些是不自愿的。问题都集中在一点上，即监护人是否有权携带儿童上街行乞？然而，我不愿意简单把“不行乞”规定为儿童的权利来终止讨论，因为问题显然不会因 为我们如此规定就得到解决。我顾虑的是，如果益平教授提出的“重要前提”还得不到满足，就全面禁止儿童行乞，那会导致什么后果。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何镇飚老师，逻辑井然地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说，即人贩把健康儿致残乞讨是不可能的。他写道：“这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团伙。人 贩子必须保证儿童健康才有好价格，健康儿是供不应求的市场，所以高价，且一直有罪恶的贩子。乞讨者要用残疾儿童博同情。但病残儿是供大于求的，不必高价买 健康儿致残，所以我们会看到残病儿被割伤口的例子。”

何老师的“双市场论”的含义是：一，被拐健康儿会被人收养，受到适当照顾，但在街头寻回的概率极低；二，在街头行乞的儿童，多是被亲父母放弃的残疾儿或被 托付的健康儿，其中残疾儿会受到进一步残害，以博取更多施舍；他们即使被解救，都不存在更好的归宿。(何镇飚注：此段落是薛兆丰先生的理解，不是我的原 文。）

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全面禁止儿童行乞”的做法，就不能遏制“拐骗”的行为，因为被拐骗的儿童通常不进入行乞行列，而是进入收养家庭。换言之， 即使禁止儿童行乞，但只要存在收养健康儿童的需求，就依然会有人拐骗健康儿童。与此同时，对那些本身就是因残疾而被放弃、或因家贫而随家长行乞的街童而言，校园本来就不是现实中的选项。这些穷苦孩子若被全面禁令赶出街头，又将流落何处？

有人说：“没有抚养能力的家长，就该失去抚养权。”说来轻巧，问题是怎样才叫“没有抚养能力”？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生活条件比今天的艰苦得多。以 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家长往往就是缺乏抚养能力的。但实际上，那些孩子们苦中有甜、有爱、有乐、有情。他们当初要是被强行投入官办育儿院或陌生人的家 庭，得到的未必就比失去的多。父母的能力总受时代的局限，但父母之爱胜于政府或陌生人之爱，是不容易被个案推翻的、人类乃至动物界的一般经验。

假如现在就推行全面禁令，见到乞童就剥夺其监护人的抚养权，并把乞童投入政府的收容系统，那首先就会遇到司法成本的问题。是的，发达国家也有剥夺父 母抚养权的做法，但因事关要推翻“父母之爱胜于他人之爱”的假定，司法程序非常慎重和繁琐。我有美国朋友，为了从吸毒的儿子和媳妇手中争夺孙子的抚养权， 官司打到倾家荡产才获胜。今天如果父亲领着儿子行乞，父亲被剥夺了抚养权，那明天母亲来认领，还不还人家？这当中有数不清的法律细节。

此外，收容系统的建设成本，也不能假设不存在。毕竟，这个国家连正规教育系统，也还远远没有完善。事实上，从外国的大量经验看，儿童抚养院的效果远 远不如家庭收养好。如何通过恰如其分的司法程序，把孩子送到合适的人家收养，并非朝夕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把乞童从血亲手里夺过来，谁来负责？兹事体大，可不能振臂一呼，轻率而为。

行乞是一种普遍现象，与宗教、文化、地域、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有些宗教（如新教）视行乞为不道德，有些（如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则允许；来自某些文 化背景的人宁饿不乞，而有人则轻易行乞，原因不外乎是好吃懒做，甚至是为了发财致富；另外，兵荒马乱和经济赤贫的年代，行乞现象固然也比别的时期严重。

这是说，亲人携带或允许儿童行乞，并不必然表明亲人丧失了对儿童的关爱。毕竟，亲人携带儿童行乞的背景不同，儿童被禁行乞后的实际出路迥异，这些因 素都使得我们难以对“全面禁止儿童行乞”的建议迅速形成共识。眼前的问题是：如果全面禁止未必能改善乞童的命运，那今天该不该全面禁止？

这个建立在“人贩子拐卖健康儿童致残行乞”假新闻基础上的公益活动，因设计错误（给街头乞儿拍照并不能找到被拐卖儿童），浪费了公众信任和注意力，终于将 在“13天解救6名被拐儿童”的假新闻中降温。希望不要误导提案和议案，也不要用“政府封杀”作为借口。热情褪去的人们，请继续关注残疾儿童和打拐。

鉴于大家的要求，我整理下整个事件的思路。

大年初二晚上，我看到了孔二狗那条著名的微博，非常心痛，几乎一宿没睡，我自己的孩子8岁，爱孩子是一样的为人父母心情。但是大年初三早上我就意识到，这 条没有而且也几乎无法求证的信息，和欧洲被辟谣多年的假新闻非常类似，于是我检索了新闻报道，发现没有人贩子将健康儿童致残乞讨的报道，能找到的公安记录 和法院判决中也未发现。这一流言流传了多年（甚至百年），可是却没有一则权威公文和权威报道，基本可以断定是假新闻。于是2月5日，我发表了第一条与此相 关的微博。

“假新闻的坏处在于预设了这样一种语境，孩子失踪就是被迫去乞讨了。其实从解救事实看，人贩子的主要市场是儿童人口买卖而非乞讨。好在传统媒体没有跟进， 否则就是媒介恐慌。残疾儿童在农村只能交给乞讨组织，所以核心不是一厢情愿的解救，而是完善残疾救助和医疗福利，更不能因此呼吁立法禁止乞讨。”

此条微博发布后，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我也开始了求证。此时，欧阳奋强先生转发了我的微博，并给与了关注。很多网友并不清楚此类假新闻的来龙去脉，于是当天我做了解释。

“拐卖儿童致残乞讨，和宾馆被陌生女性割肾一样，是比较著名的假新闻。（我希望大家找出真实新闻）其源头是流传在欧洲的“熊人”，大意是杂耍班里有熊会人类 表演，并认出某女子，其实是熊皮里的儿童。清代我国笔记类小说也有相关题材，文艺作品中有。我强烈声明，人贩子必须严厉打击，但不能用假新闻传播”

这条微博引起了李牧先生的关注，他给与了我更多的支持。在当天中午11点，他发布微博@了我：“平媒和网络现在共同构建了一个恐怖语境：残忍的罪犯把健康 儿童拐走致残行乞。做为15年前追踪调查过哈尔滨南岗区28个流浪儿的前记者，我仔细检索，正在侦察的杨伟鑫案、有百年带瘫子传统的 安徽太和宫集镇……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一起侦破的拐走健康儿童致残案。我的检索有重大遗漏？@何镇飚”后来李牧有多篇微博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拐卖健康儿童致残乞讨”是假新闻，下面是他的另一篇微博“刚刚一个大报老总与我私信：”长期听说拐卖健康儿童致残行乞，就是找不到案例。“大家快努力，盯着的大编小编无数啊，早一天见报就多一份功德。”

在此期间，CCTV评论员王志安等博友，也从不同角度支持我的观点。包括王小山，也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积极辟谣。“又一条假新闻。 //@王小山:人间世。 //@江南都市报罗时刚 : 辟谣：这是一条哗众取宠、偷换概念的帖子。实际上是本报几个月前的稿子，我们记者在九江现场调查发现，该父亲的精神有问题，属于虐童行为，但不是人贩子、不是拐卖孩子。”

从逻辑上看，要鉴别“人贩子将健康儿童致残乞讨”为假新闻，有以下三个条件：1、有类似新闻被证伪；2、该新闻没有当事人或无法找到3、没有出现能证实该 新闻的新证据。所以，如果有权威报道能证实“人贩子将健康儿童致残乞讨”，那么我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于是，我发布了下面这条微博。

我昨天发帖说，将健康儿童拐卖并致残乞讨，是流传多年的假新闻。我支持打拐，也反对虐待病残乞讨儿童，但我更反对假新闻。也许我是错的，如果有媒体报道人贩子将健康儿童致残行乞，我会公开致歉。谢谢大家。

需要说明的是，残疾儿童乞讨是不是健康儿童致残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也有网友提供信息，但落实后，均无法查实。譬如下面这组我和黄先生的对话：谢谢黄先生，即使是听说也令人同情，虽然无法证实。//@黄益平本人:第一，就是听说；第二，原因不详，只是说走失时没有腿疾；第三，当初有否媒体报道不确定。我数没案例是指我无法给你提供人证、物证及数面材料。 //@何镇飚:回复 @黄益平本人 :我只求证三点。第一，确有其事，您不是听说；第二是否意外致残；第三是否有媒体报道

将健康儿童致残是重大刑事案件，也是公安部打拐重点打击对象，不论人贩子出于何种目的将被拐儿童致残，都不会用行乞的方式使之暴露在公众视野，也没有从乞丐儿童中找到过健康儿童被拐卖致残的案例。为了说明这一现象，我运用了经济学原理分析之。

“这两类人都必须严惩。我解释下为什么人贩子把健康儿致残乞讨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团伙。人贩子必须保证儿童健康才有好价格，健康儿是供不应求的 市场，所以高价，且一直有罪恶的贩子。乞讨者要用残疾儿童博同情。但病残儿是供大于求的，不必高价买健康儿致残，所以我们会看到残病儿被割伤口。”

并且我做出了合理推论：“我非常希望更多无辜儿童被解救，早日回家。有两个大胆假设：如果被拐卖前是健康儿，解救后会发现，肯定没有被致残。如果是残疾乞儿被解救，很可能不是被拐卖的，或者，很可能原来就病残（但可能残疾加重）。再次谴责人贩和恶丐。”

我的这一推论随着事件的进展被不断验证。著名经济学学者薛兆丰先生转发了我的微博，称我的推断是“双市场理论”，并认为这种分析值得参考。

在这里我强调下，有网友指出：你没有调查完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怎么就知道“人贩子拐卖健康儿童致残乞讨”是假新闻。我回应下，这种流传多年的说法， 居然没有任何公文和媒体报道可以证实，就基本可以认定是假新闻。否定某种长期流传的说法是假新闻，不是去找不存在的当事人，而是需要找到能推翻假新闻假设 的事实。但很遗憾，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人贩子拐卖健康儿童致残乞讨”。我打了个比方，我要证明“嫦娥奔月”是假新闻，不是我去找嫦娥，而是请反对我的找 出嫦娥，或者，找出奔月的证明。

这时活动组织者可能意识到了“双市场问题”，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昨天@陶子玩转石库门 上传了乞讨儿童照片，她被活动组织者要求写明“人为致残”，事实上她告诉我，她根本无法判断是否人为致残。我觉得@薛蛮子 等老师发起的这一活动功德无量，但希望不要在细节上人为地言过其实，混淆事实。再次希望这一活动能帮助社会和家庭。

此时，韩红等人大代表提出三点倡议，其中第二点就是看到乞讨儿童就“强制收容”，不禁让我联想到因为孙志刚而废除的“收容法”，这未必是历史的倒退，但活 动的发展方向，却令我隐隐担心，因为街头乞讨的基本上都不是恶人，而是家长带着孩子乞讨，这种语境假设比较可怕。而打击犯罪集团，如果没有公安介入，这类 建议也无法执行。

彭远文先生等提供了各地的最新进展，都符合我的推论。案例证明：健康乞讨儿非拐卖。这未必是普遍现象，但至少证实了我昨天的微博。 //@彭远文:个人认为，跟踪调查搞清楚这些“家长”（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为何带孩子出门乞讨是更有价值的问题。假设是家长那么是因为哪些原因？穷？没能力？观念问题？否则只不过是把他们从城市赶回农村，还我们一个清净而已

彭远文： 【爱心行动二】汇报：湘潭警方派出8名干警前往，并分别部署进门后的控制方案，女干警负责询问孩子，一干警专责身份证系统查验，其余分别询问。现场发现3个儿 童和一个婴儿，最大8岁（卖唱），经警方调查，这些孩子均系家长带出，非拐卖，来自贵州凯里，年龄最大40多，警方依法进行训诫责其带孩子回家。

正当各地公安部门按照乞儿照片去实地调查，并且发现不是被拐儿童时，关于宫小村的假新闻适时出现了。我第一时间阅读并发表了微博：“04年海峡都市报对宫小村的报道明确指出：组织残疾儿童乞讨，和孩子父母都有交待（不排除欺骗），2月7日的中广网却指出：“大约从1993年开始，宫小 村的村民开始在邻村、邻县甚至邻省物色年龄尚小、智力正常的儿童，对这些儿童肢体进行摧残，令其残废后，将他们带到全国各地乞讨。”没有出处，涉嫌假新闻”但有趣的是，我这条举报假新闻的微博几乎没有任何转发，整个新浪微博都沉浸在对宫小村的想象和无尽的愤怒与狂欢中。

当时没有人要求我道歉，但我想到我说过只要出现类似新闻报道，我就道歉。于是，我道歉了，在第一时间。“道歉贴。本人认为将健康儿致残行乞是假新闻。但今天中广网有相关报道，http://sinaurl.cn/hqwNWg 出现。和04年宫清平案件报道不同的是，其中新增了93年以来，该村有将儿童致残乞讨的内容。虽然这一内容目前无法求证。但已经足以证明本人先前推断未必正确，特郑重道歉，并将继续关注支持微博打拐。”

和我前面的举报假新闻帖子不同，这条微博转发惊人，长期关注我的杜子建老师第一次在本活动期间转发我的微博，刘德寰老师不仅转发还称赞我:小何是真君子！还有其他支持者，当时，我很感动，也很感谢。

我没有想到的是，微博使假新闻的被揭露也比预计快很多，也许我当时应该考虑马迷糊等先生的建议，不应该着急道歉。仅仅第二天，刘春、石一龙等先生就认证了中广网的报道不属实，记者根本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和采访。“谢谢春台。我就是只反对假新闻，不反对打拐解救。春台所指的这几篇涉嫌假新闻，很可能就是我昨天贴子里指出的。也许不久我可能收回道歉。

刘春： 打拐一事，需要全社会参与，更需要理性、求实和法制精神。其中，新闻界要特别自律。打拐离不开新闻界的参与支持调查报道，打拐也可能会被一些虚假报道而挫 伤，比如凭借想象虚构情节、不到现场未经调查只凭风闻写作、拿出十几年的文章改造翻新来讲述现状等等。大家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快，更不可图一己之利

于是我发帖称：

“我昨天因为中国之声的稿子道歉，那是国内第一次报道将健康儿童致残行乞，我之前认为此类消息基本是假新闻。今天 @石一龙 :《中国之声》的稿件是在2006年旧稿的基础上综合微博上内容加工而成，记者根本就没去安徽太和，刚才和阜阳方面电话问了情况。这个记者得行为太恶劣。 请问，我应该收回道歉吗”但是转发我的道歉贴的大部分朋友，都没有转发这条辟谣贴。所以，谣言在微博的辟谣的确不如传播迅猛和有效。特别是转发了中广网假新闻的很多朋友，都没有辟谣。这使我不得不继续高度关注这一话题，并与假新闻继续抗争。

这时，微博打拐最大的好消息传来，邓飞先生解救成功，通过他微博上的被拐儿童照片，有当地网友举报，在公安配合下，成功解救被拐儿童。后来证实，该儿童未致残，也未参与乞讨，虽然当地经济落后，养母给了他能给的最好条件，而他的养父，就是当年抱走他的罪犯，已经因病离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事件却掀起了更大的假新闻高潮。新浪昨天（2月8日）首页”微博解救乞讨儿童行动13天解救5人”，会有误导读者可能，“解救”的5个儿童，大概是指“停止乞讨行为”（文中未说明），而 不是解救被拐卖的儿童。昨天微博上有一名被拐彭氏儿童被解救，不是乞儿，也是目前微博解救的唯一被拐儿童。希望听到更多好消息。http://sinaurl.cn/hqBoFQ

@钱江晚报 的假新闻，事实是，目前只有一名被拐儿童被解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仅仅开博10余天，就吸引57万多名网民。截至8日，通过网上照片辨认，已发现被拐卖儿童6个，目前已经被顺利解救。”http://sinaurl.cn/hqr1xn

这 次随手拍摄乞儿照片，并无一例在乞丐中找到被拐儿童的报道，也无警方的说明或信息发布，就开始“数人数”，一些媒体的修养非常令人失望。好在还是有不少媒 体严格自律，譬如东莞的周智琛主编就要求记者编辑不出现具体的解救人数，避免假新闻。这种认真客观的态度，是媒体应该有的，在今天，却显得需要鼓励和叫 好。

而 此类假新闻产生和传播的关键在于，信息提供者没有交待什么是“解救”，是让亲生父母带着的乞讨儿童“停止乞讨”就是解救，还是把被拐卖儿童从购买者手中救 出才算解救？还是找到并救出健康儿童被人贩子拐卖后致残的乞讨儿童？所以这一解救数据无法被第二方和第三方验证。含糊的描述满足了好大喜功的正常心态（普 通个人、组织和政府也经常会有这类心态，从而对假新闻不去证伪或保持沉默），却经不起推敲和检查，最终导致活动失去公信力。

目前通过微博唯一成功解救被拐儿童（且不是乞丐儿童）的@邓飞 先生，意识到了通过街头拍乞儿照片可能是难以找到被拐儿童的，于是建议网友“见到身边可疑儿童”就拍照上传微博并报警。这固然加大了寻找范围和力度，但是也失去了鉴别的意义，加大了警方执行难度和工作量。更不论公民隐私权。建议三思。好在活动没有扩大化。

与此同时，我专门询问了追警车采访宫小村的东方早报记者陈良才，他告诉我，在当地没有发现将健康儿童致残乞讨现象。他的报道今天刊登在东方早报上。我还咨询了曾经专门采访人贩子村的记者刘向南，他也告诉我，没有发现将健康儿童致残的现象。

认为“人贩子将健康儿童致残行乞”这类新闻是假新闻的还有中山大学的师生。/@公关高腾:转发此微博:将健康儿童致残行乞是真实的还是都市传说？中大课堂上认为是都市传说。为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请记者恪守职业道德，尽可能取得第一手资料按事实说话，践行媒体的社会责任。

同时，微博上大量事实证明，在偷拍乞儿的活动中，目前全部是父母或祖父母携带乞讨，并无拐卖。这些信息非常丰富，无需一一列举。

在任何朝代或年代，乞丐都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他们被妖魔化也无力反抗。而路上看到残疾儿童乞讨，几乎所有家长都会告诉孩子，这就是走丢的孩子被弄残的，你要跟着大人，不要被人贩子给卖了。人贩子的确非常罪恶，但是将残疾儿童乞讨和人贩子联系起来，却是一种都市传说。

2月9日晚，于教授发表微博恳请媒体“降温”。标志着针对假新闻的阶段性胜利。在此期间，沈浩老师、栾轶玫、北大新传徐泓、记者韩东、幸福关玲等新闻学界和业界同仁，以及怕死的鬼1978等网友始终关注、支持，大鱼说漫画、甬上菜贩、oosweat、宅男鸿等始终批评、质疑。都非常感谢，都是使我深入思考和避免犯错的良师益友。

只是，经历这些我，心中只有悲凉和无奈。我无法唤醒世人，也无法帮助好人，即使他们做错了。我看到了发起人的崇高目的，我看到公众的热情被点燃，我也满怀 激动，对这种善良的力量充满敬意。只是活动设计不当，结论自然差强人意。这不是善良的过错，而是经验不足导致，也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哪怕是临时的）的新 闻发言人和对新闻的主动证实或证伪有多么重要，真实性永远是新闻的第一要素。

我再次倡议，严厉打击人口贩卖，坚持专项打拐斗争，尊重乞丐，不要对他们做恶人的预设。完善农村残疾福利制度，不要把他们逼到街头乞讨。建立失踪儿童信息公开制度，奖励举报人。让我们的孩子们更安全，让我们的社会更公平，让我们的人心更慈悲。

历时近十个月，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于近日落幕。法传分院07广告专业施洁和余文婷与06新闻专业王润三位同学组成的“骷髅岛”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的“吉利品牌战略及形象传播”项目，凭借名为“玉兔欢悦·九州吉利”的策划方案获得三等奖，创造了我校参与该赛事以来的最好成绩。指导教师何镇飚同时获奖，并创下了连续三届带领学生团队入围并获奖的佳绩。

本届大赛由吉利、陶氏化学、安利(中国)、中山大学协办，于今年3月份启动以来，共有包括港澳地区在内的全国近百所高校的844个团队参与其中，入围参赛作品400余件，其中获得一等奖12件，二等奖24件，三等奖26件。2006年以来，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是目前国内公共关系领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校园赛事。在前两届的比赛中，我校代表队也曾参赛获得优秀作品奖、入围奖等。

大赛主委会表示随着中国公共关系行业的发展，公关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符合公关行业需要的人才后备不足。大赛设置的中国公共关系人才实习基地，可为优秀的选手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公关关系学》作为我院新闻、广告专业的必修课，在胡晓梅、何镇飚等老师的传授下，同学们在课堂上已经累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第三届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也给了同学们一个实战平台，成为我院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果检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在经过两个月的流离失所之后，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因为不再担任任何的行政职务，所以退出了自己的单独的办公室，在领导们的关心下，还多呆了几个月，心怀感激。之后由于办公室调整，不仅没有办公室，而且连办公桌都没有。于是我的几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开题答辩前几次辅导都是在我下课的教室，或者是柠檬熊西餐厅里完成的。今天拿到了新办公室的钥匙，在一个大间里，和6位广告专业老师在一起，我很高兴，又有自己的办公桌了。想起2001年我来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当时新闻系只有我一位专业教师，工作学习和学生交流都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心情始终非常愉快。转眼十年过去了，一切都似曾相识。所以关键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在做什么。

二是宁波市社会科学院发文，我荣幸地入选“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培育项目”，能有机会成为宁波市高校唯一的传播学学科带头人,倍感荣幸与压力。如果人有什么梦想的话，那么为自己热爱的学科做点什么大概就是我的梦想。我很在乎这个机会，也会努力为传播学科的发展做出努力。要得到同行的支持，学界的认可和业界的尊重，才是一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
学生把我在摇滚现场的演唱视频放到了网上，我演绎的because of the night.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朋克女王Patti
Smith的名作，也是Springsteen的代表作。They can’t hurt you now, they can’t hurt
you now.

以此来感谢始终帮助我的朋友们，始终叫我一声“老师”的可爱的学生们，爱你们每一个。

何镇飚

11月末，全球权威的公共关系评测公司Holmes发布了2010公共关系行业报告。而与这份全球瞩目的公关报告一同发布的，却是对中国公共关系行业的强烈批评。这篇名为《中国公共关系的阴暗面》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公共关系公司可以制造虚假的消费者、虚假的个人博客、虚假的新闻报道，通过制造公共卫生的恐慌事件，来抹黑和诋毁竞争对手。全球关注的这起公关丑闻就是蒙牛对伊利的网络抹黑事件。随着蒙牛方面三名犯罪嫌疑人由于“个人行为”被正式批捕，一度纷纷扬扬的“伊利圣元奶粉导致儿童性早熟”被证明是一场公共顾问公司策略的恶性事件。

福布斯杂志驻北京记者站的著名观察家爱泼斯坦（Gady Epstein）由于长期在中国从事公共关系行业的报道，所以他撰写的专题《付费就制造丑闻：中国公共关系的黑暗艺术》，相对比较客观，他指出了中国宽松的公关环境和莫衷一是的公共关系“规则”造成了这起事件。爱泼斯坦曾经多次采访过本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杨再飞，认为是杨一手打造了蒙牛成功的营销策略，“1999年之前，蒙牛公司一无所有。”

杨再飞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公关明星。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记者，2001年创办博思智奇公关公司，其公关风格勇猛刚劲，曾在蒙牛特仑苏OMP事件危机公关和中粮“解百纳”商标权之争中表现突出，成为蒙牛市场营销的头号智囊，也曾一度被业界认为是“蒙牛总裁助理”。西方同行很难想象，但在国内却不失为普遍现象的是，从事舆论监督和“揭露性”报道的记者，往往会离开传媒，转而从事公关行业。

如果观察全球的公共关系行业，我们会对这个朝阳行业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Holmes的2010全球公关业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公关市场总额为80亿美元，在全球经济衰退的不良环境下，仅较上年下降8%。万博宣伟收入最多，年收入近5亿美元，福莱和爱德曼紧随其后。在针对320家专业机构领袖的调查中，数字营销、口碑传播和消费者营销在未来业务增长预期中列前三位。在北美地区，公共关系人员认为新闻媒体对公共关系的尊重程度为7.03，而全球的平均数为6.76，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

上一次的国内公共关系美誉期还是在北京申奥。北京奥组委曾经专门感谢了公共关系公司，“北京申奥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公关活动，其目的是塑造北京新形象。”2009年的十大公共关系案例的第一名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公共关系。而万博宣伟、奥美等公关的“关上灯，点亮希望——地球一小时中国行”也成为公共关系业为环保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经典案例，关灯环保行动在北京、上海地标性的商圈如国贸、国家大剧院、东方明珠、外滩等地同时进行。不仅得到了北京、上海两市政府的支持，而且通过媒体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加入到环保行动之中。2010年万博宣伟获得WWF感谢。

也许正如关灯行动一样，虽然身处黑暗之中，内心却是一片光明。对公共关系行业一味唱衰并不是客观而理智的行为，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加强国内行业监管与自律，还公共关系一个健康的行业生态环境，才能抹去这遮蔽在中国公关头上的一片阴霾，让阳光继续普照行业的未来。

（平媒用稿）

何镇飚 （ Sense Wilson 首席专家）

美国的九月一直是下半年的营销预测季，而Jake Nickell 和Jacob DeHart的Threadless再一次成为今秋营销业内的关注重点。他们的独门秘器就是独创的众包营销模式（crowdsourcing）。这一模式源自2006年他们创立的Threadless网站，当时他们刚刚走出高中校门，初涉网络T恤设计行业后发现，大批的T恤衬衫总有一部分是顾客不喜欢的，这些衬衫造成库存积压，浪费了成本、困扰了销售也影响了品牌。那么，为什么不让顾客给衬衫打分，只印制那些得高分的衬衫呢？这不同于个人订制的昂贵的高级服装，也不同于批量生产的大众产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既保留了顾客参与设计的权力，又保证了规模生产带来的产品相对低价。Threadless 的模式很简单。每周举办设计竞赛，近 700 名参加者将T恤衫设计上传到网站，然后经过投票选出其中六个设计进行印制。Threadless 让浏览者按5分制给设计打分，网站员工从最受欢迎的作品中选出优胜者。六位幸运的艺术家每人获得 2,000 美元的现金和奖品，而公司得到了胜出的设计。Threadless 提供的每款衬衫均售罄。去年，Threadless一共卖出了价值 1,600 万美元的衬衫。成功的关键是高利润率。每件衬衫的生产成本只有 4 美元，售价却在 15 美元以上。

杰夫·豪于2006 年在《连线》杂志中首次提出了“众包”一词，将其准确定义为“由非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内容，消费者兼为内容创造者”。毫无疑问，众包加速了劳动力的全球化，也加速了生产商、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融合。2008年, 杰夫·豪的 《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一书出版，被认为是长尾理论之后，最重要的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的著作。

Threadless的这种众包模式能推广到T 恤衬衫以外的行业么？今年夏天，这个问题得到了回答。电脑制造商戴尔在七月公布了12个笔记本外壳的新设计，这些设计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雕刻在笔记本上，为电脑带来价值 $ 85美元的附加值。这些新设计，都来自Threadless，也是粉丝评选的结果，而且很快流行起来。戴尔公司的战略伙伴关系经理哈辛说，“这是通过艺术手段与戴尔客户产生共鸣。”

在戴尔之后，巴西的鞋业企业、传统的糖果业，以及贝尔金和格里芬等iphone附件公司等也纷纷与threadless展开战略合作，通过众包营销模式来取得设计师和顾客的高度认同感与品牌忠诚度。

如果仅仅从和受众的互动，从而实现传播者目标这一特征来看，中国古代在城门贴上悬赏捉拿的告示，大概就是最早期的“众包”之一，而小饭店里最畅销的菜肴品种，也算是客户资源的主动选择，从而促进了店家品牌的树立与成本的控制。但是，21世纪的众包显然是一种依托网络社区进行的互动式营销服务，如果一定要打个比方，大概就是当年电话点歌的电台模式吧，我们未必是那些热心的点歌者，却也享受了他们带来的选择便利与个性服务。

（平面媒体十月专栏用稿）

世博会结束以后，世博轴、中国国家馆、世博主题馆、世博中心、文化中心“一轴四馆”等将永久保留，其余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展馆将移除。 　　这些各具特色的展馆，到底何去何从？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着手在与各地世博馆洽谈落户事宜，这其中就有宁波杭州湾新区和镇海区颇有渊源，杭州湾新区钟情西班牙馆 造价约5000万欧元的西班牙馆一直是世博会的热门场馆，与大家的互动活动也非常多，不管是加泰罗尼亚的叠人塔表演，精彩的魔术，还是大力神杯的惊艳亮相，都让大家大饱眼福。西班牙馆占地7000平方米，被昵称为“藤条篮子”，外墙由不同质地、颜色各异的藤条板装饰而成，馆内的三个展厅像一幅隽永的画幅，将西班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西班牙馆方面称，不止一处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希望能够引进场馆。昨天下午，宁波杭州湾新区管委会主任周江勇对记者说，他们也有意留住西班牙馆。 宁波杭州湾新区2月底刚挂牌成立，它与西班牙馆颇有渊源，西班牙场馆的设计团队就曾参与过杭州湾新区的规划设计。 　　“在我们杭州湾新区有个占地400亩的欧洲工业园，现在已经有20多家西班牙企业入驻，这是我们的优势条件。”周江勇说：“我们是有意向，但目前还在与对方接洽阶段，何种方式引入以及价格，如何让这西班牙场馆整体搬到宁波，还没有具体研究。”

镇海相中北欧某国家馆

在宁波，除了杭州湾新区，镇海区也正在与北欧一个国家馆进行积极的洽谈，谋求将这个展馆落户到本地。 　　镇海官方向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不过对于更多详情却讳莫如深。 　　事实上，镇海区已经分到了“后世博时代”一杯羹。镇海新城管委会招商科邓科长告诉记者，经过多方接洽，国际信息发展网组织(DEVNET)决定，在世博会结束后，将展馆高新技术展示中心迁至镇海，项目将于明年动工，两年后建成，总投资约3亿元。 　　“这是DEVNET在中国唯一的高新技术展示交易平台，”参与了项目引进的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雄说，省内外四五个城市参与了展示中心落户争夺战，竞争非常激烈。 　　展馆方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终选择镇海，是因为镇海地理位置优越，在上海2小时交通圈内；其次，宁波“智造”这几年发展迅速，相对比较成熟，而落户地镇海制造业企业众多。 　　国际信息发展网馆座落在上海世博园B区，主要展示环保、节能、高新技术等内容。展馆外墙使用的“液体玻璃”是一大看点，这种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可以像油漆一样地涂刷在建筑物表面，24小时后，液体便会凝固成玻璃。 　　搬到镇海后的展示中心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或重建，“产品、技术展示区面积约2.4万平米，办公用房3.4万平米，远大于原馆的几千平米。” 　　邓科长说，引进展示中心绝不是为了展示，DEVNET是一家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商务及投资信息交流的组织，展示中心谋求在在双方间搭建一个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 　　“高新技术需要转化，企业需要这些技术，展示中心是他们双方的媒介。”邓科长说，今年5月份，他们曾带队40多家本地企业前往参观国际信息发展网馆，有5家企业与展馆中展示的技术提供方签订了合作协议，高新技术中心干的是这种活。 　　“高新技术中心能给周边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这也是我们努力引进的原因，”邓科长说，中心建成后，预计全球将有500家高新技术企业派代表入驻。

滕头案例馆“回家”

宁波滕头馆是本届世博会唯一乡村案例馆，以“城市化的现代乡村，梦想中的宜居家园”为主题，重点展现“城市化与生态实践”理念。上下两层、古色古香的江南民居以及门口的0.7亩单季水稻让每个参观者都感受到滕头村的生态环境，体验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其他国家馆在与各个政府洽谈落户事宜时，宁波滕头馆选择了“回家”。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宁波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告诉记者，“滕头案例馆是滕头村的缩影，是我们的镇村之宝，我们打算在上海世博会结束之后，将宁波案例馆迁回滕头村，而滕头案例馆里的展品不会对外拍卖。”

专家建议：让企业和民资也参与进来

昨天晚上，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何镇飚得知杭州湾新区和镇海区都在与上海世博会热门国家馆洽谈落户事宜后，脱口而出：“这是好事。” 　　“世博会的国家馆不仅融入了所在国最新技术，展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如果这些国家馆能落户杭州湾新区和镇海区，不仅可以吸引各个层面的注意力，还能加深两国之间国民层面的文化交流，树立宁波对外开放的形象。 　　“在费用上可以采用因地制宜的方式，可以吸引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这件事，让多方达到多赢的效果。”何镇飚说。

（原文地址：http://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10/10/26/017033046.shtml。）